习在庆祝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会70周年大会暨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上强调,要重振贸易投资,推动世界经济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清洁化、低碳化的能源革命成为了新一轮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主要大国竞相发展零排放技术,追求有关标准制定的主导权,通过国内单边主义立法巩固技术竞争力,采用各种隐蔽手段对本国的产业实施贸易保护,形成一系列新型的绿色贸易壁垒。
产业链上游形成“技术门槛”。由于清洁能源发展对技术创新的要求比较高,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博弈中,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和技术壁垒紧密关联,成为了国家参与全球竞争、控制产业链及占据优势地位的柔性工具。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部分发达国家通过制定苛刻的技术转让门槛及贸易流通规则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创新空间,主导清洁能源技术标准以维持其在能源领域的相对优势,并通过贸易保护性反倾销诉讼、产业标准控制及知识产权申请竞争等进一步挤压发展中国家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发展空间,形成发展中国家难以逾越的技术壁垒和产业壁垒。
产业链下游嵌入“绿色标签”。部分发达国家提出了碳标签制度,通过将商品生产中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予以标记,以所标示的单位产品碳排放量为税基,形成一种新型国际贸易商品量化标准做征税。这种“绿色标签”主要体现为关税及国内税等边境调整措施,前者包括反倾销税、反补贴税等,其征税前提是认定被征收国家未按规定施行减排政策,后者即根据国内能源税或碳税使进口产品承担与本国同种类型的产品制造企业相同的环境税负。除此之外,部分发达国家以资源和环境保护之名,通过非关税形式,根据国内排放法与贸易制度,对进口自未实行减排政策国家的碳密集型产品提供少数的排放配额,从而限制产品进口并增加出口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降低其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可见,以生产、储存、转化技术为代表的新型能源技术逐步形成了技术性贸易壁垒,而对清洁能源以及使用清洁能源生产的产品做限制正成为新一轮贸易壁垒的发展趋势。采取切实措施主动应对清洁能源产业链上的国际新挑战,一方面有利于我国推动清洁能源技术进步,保持清洁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规避有关产品对外贸易的潜在风险;另一方面能够在新一轮能源革命中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引领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复苏贡献中国智慧。核心举措在于形成技术标准的话语权、产业布局的主导权、多边治理的主动权。
推进技术革命,构建清洁能源核心技术领域上的话语权。当前,我国清洁能源上游产业规模扩张迅猛,但规模效应之外的核心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不足,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导致了产能过剩。下游配套产业高质量发展相对迟缓,清洁电力入网及消纳等问题仍待解决,用电计算机显示终端使用便捷性、智能性等有待提升。在全球从高碳向低碳及净零碳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技术革新成为推动能源转型的关键,世界大国围绕“碳中和”开启了一轮新技术和新产业的竞赛。我国要不断挖掘创新增长潜力,逐步突破技术难关,完善能源开发利用技术体系,推动新能源、新基建及数字技术的强强联合,着力占据技术领域的领头羊。面对西方跨国公司“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全球化”的竞争趋势,我国在推进技术革命的同时更要注重掌握清洁能源关键技术领域的核心话语权,推动清洁能源关键技术领域的中国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鼓励一流能源企业将技术创新与标准创制融合发展,推动我们国家能源技术装备和标准“走出去”,加速中国清洁能源标准的国际化进程。
加大绿色投资,提升清洁能源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主导权。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恢复存在不确定性,很多国家采取绿色发展政策促进了疫后经济复苏,全球清洁能源转型也在加速。作为世界清洁电力装机容量最大、绿色投资顶级规模的国家,我国清洁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总额已超美欧总和,形成了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具有成熟的大型基建项目投资经验。我国应继续充分的发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先发优势,进一步加大绿色投资力度,拓展绿色融资手段,将资金投向清洁能源、绿色交通、资源循环利用与节能环保等领域,实现高新科技产业、高能耗产业布局和清洁能源产业链整体发展格局相匹配。在国际合作中继续发挥“一带一路”的纽带效用,与各国展开包容性互动,在竞争中寻求互补,在合作中实现共赢,推动中国能源企业“一带一路”产能合作进程,共建绿色“一带一路”。通过绿色投资力度的增加让清洁能源的发展成为实现经济复苏及“双碳”目标的重要抓手,在全球清洁能源新格局形成过程中逐步占据产业链供应链上的有利地位。
注重规则制定,把握清洁能源全球多边治理下的主动权。习强调,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动员全球资源,应对全球挑战,促进全球发展。国际组织在全球清洁能源治理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是我国建构清洁能源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场域。当前,我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快速的提升,但在全球清洁能源标准化治理中仍处于被动。面对清洁能源产业链上的新型贸易壁垒,我国应利用自身的结构性优势,加强与全球性和区域性标准组织之间的互动合作,在全球碳市场的多边谈判中变被动为主动,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碳市场。要善于通过多边协调突破发达国家的“绿色规锁”,以多边能源外交缓解困境、团结各方,注重在清洁能源新基建标准、新兴能源技术网络安全准则等方面展开讨论,共同规范智慧能源网络安全与新基建的治理规则。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建构公平合理、包容共享、绿色安全的国际气候和能源治理新秩序,形成清洁能源多边治理下的“中国范式”。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动荡变革期,清洁能源革命是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和能源危机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经济绿色复苏的重要引擎。在全球向清洁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主动应对清洁能源产业链上的贸易壁垒,热情参加全球清洁能源多边治理,提升我国技术的国际影响力,以绿色投资驱动能源、技术、消费等全行业价值链重构,从清洁能源大国转变为清洁能源强国。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逐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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